中國經濟故事:面對經濟轉型,中國能否擺脫房地產?

發布時間:2024-05-06 閱讀:3173

回顧過去十年的中國經濟,真的可以用雙世界來形容。 十年前,中國的GDP剛剛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太平洋彼岸的美國尚未走出2008年金融海嘯的陰霾,而西方的歐洲則深陷歐債危機。 也正是在那個時候,中國模式開始被談論。

10年後的今天,中國經濟卻是另一番景象。 疫情前,經濟增長逐年下滑,舊模式不再帶動經濟增長,實際生產率增長和通脹都跟不上信貸或債務增長,因此在巨集觀層面,高投資擠壓消費,部分產業產能過剩,部分區域房地產過度投資,伴隨著腐敗和效率下降。

疫情爆發後,中國經濟變得更加困難,房地產、教育培訓、平台經濟等行業的內部治理和改革對市場信心造成了意想不到的衝擊。 外部衝突和反全球化愈演愈烈,今年的俄烏危機使國際地緣政治局勢愈演愈烈。 在此背景下,去年底召開的高層經濟工作會議指出,中國經濟正面臨衝擊、需求萎縮、預期減弱的三重壓力。

為什麼在短短10年內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 中國經濟快速增長背後的驅動力是什麼? 為什麼這種模式未能促進經濟增長? 從巨集觀經濟結構來看,中國為何消費持續處於消費不足狀態? 當前高層改革的邏輯是什麼? 轉型面臨哪些挑戰?

要嘗試這些問題,去年8月出版的《場景內幕:中國與經濟發展》可能是一本很好的入門書。 本書從當下的現實出發,講述了中國經濟三十年來的故事。 正如書名所表明的那樣,**和政策是本書分析的主角,因為在中國**不僅影響蛋糕的分配,還參與蛋糕的生產,所以沒有**就談不上經濟。

那麼,您是如何深入參與經濟並從而實現這一奇蹟的呢? 故事要從1994年的稅收分享改革說起。 分稅制改革後,稅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被拿走了,地方政府的預算收入被削弱了,但經濟發展的負擔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擔,事情還是要由地方政府來做。

顧名思義,土地融資是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轉讓和開發而產生的收入。 但出地也需要承擔相應的費用,包括徵地拆遷補償和七環一等的基礎開發支出,才能將原地變成成熟土地。 這樣一進一出,**沒有太多的平衡; 對於地方政府來說,真正想要的是土地開發所吸引的工商業經濟活動,因為工業在經濟轉型公升級中具有很強的帶動作用,可以帶來增值稅和其他稅收,還可以創造就業機會。

可以看出,土地金融為地方政府推動工業化提供了基礎。 2001年所得稅改革後,政府進一步集中權力,取消了60%的企業所得稅。 此後,地方經濟發展方式從以前的工業化轉向工業化、城鎮化:一方面繼續低價出售大量工業用地,吸引投資; 另一方面,它限制了商業和住宅用地的供應,並從地價上漲中賺取土地壟斷收入。 資料顯示,雖然商業用地和住宅用地僅佔出讓土地的一半,但出讓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幾乎全部由商住用地出讓出。也就是說,**是用商業和住宅用地補貼工業用地,所以土地金融的本質是房地產金融。

但土地的真正力量並不在於土地金融。 隨著城鎮化和商品房的改革,土地價值飆公升,土地融資不僅得到了土地使用權轉讓收入的支撐,而且未來的土地收入也被資本化,大量資金從銀行等渠道借入, 利用土地金融的巨大力量,推動快速工業化和城鎮化。

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中國的經濟奇蹟。 所謂經濟發展,無非就是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盡量做到人物力最善用,而我國是乙個自然資源比較貧乏的國家,在經濟起步階段,能利用的資源主要是人力和土地。 過去幾十年的許多重大改革都與盤活這兩種資源和提高其效率有關。 與人力相比,土地更容易資本化,未來的收入將轉化為今天的高價土地價格,由當地政府使用。 按照這個模式,在隨後的十年裡,國有銀行改革結束,中國加入世界組織,城市化程序加快,各地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基礎設施建設如火如荼,經濟快速發展。

然而,這種發展模式的成本和缺點同樣明顯。 首先,在城市化程序中,土地重人輕人,公共服務供給不足,推高了房價和居民債務負擔,拉大了地區貧富差距。 其次,隨著房地產過熱和基礎設施和產業體系的完善,粗放性投資的效益越來越低,對經濟的拉動作用越來越弱,債務負擔和償債風險越來越高。 第三,發展戰略以投資、生產和消費為重點,擴大了對外發展,使中國迅速成為製造大國,但缺點是經濟結構不平衡。 這種不平衡體現在兩個方面:對內,資源向企業部門轉移,居民收入和消費比例低,不利於經濟長期穩定發展; 對外,國內消耗不了的產能出口到國外,加劇了衝突。

事實上,早在 2000 年代初,領導層就意識到了這些問題。 2007年3月16日,時任總理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指出,經濟存在問題,仍然是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結構性問題。 所謂不穩定,是指投資增速過高、信貸過多、貨幣流動性過剩、對外貿易和國際收支失衡。 所謂的不協調,就是這樣。

第一、二、三產業不平衡,投資與消費不平衡,經濟增長過分依賴投資和對外貿易出口。 所謂不可持續,就是說我們一直無法解決節能降耗問題和生態環境問題。 這些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亟待解決的問題,也是需要長期努力的問題。

但是,意識到問題並不意味著它會解決它。 改革需要足夠的時間和空間來緩衝程序帶來的痛苦,但在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金融海嘯,全球經濟在一團亂麻之後,經歷了一場血腥的風暴,面對外需的快速下滑,**迅速出台了四萬億的經濟刺激計畫, 那些迫在眉睫的巨大問題被拋在一邊,中國又重新走上了依靠投資拉動增長的老路,而且由於刺激規模空前龐大,這些潛在的問題也翻了一番,這將進一步使內外部經濟結構失衡。

2012年後,高層逐步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重新定義了原來的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與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翻譯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事實上,它重申了這種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同時也表明了最高層經濟政策方向的根本變化。 2020年,隨著新冠疫情的爆發和國際形勢日趨複雜,高層會議提出構建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也是發展中的一種戰略轉型。

那麼,在這次改革中,可能會遇到什麼樣的阻力呢? 正如藍小歡所說,如果弄清楚原因,未必能承擔後果; 近年來,最高管理層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的一系列重大經濟金融改革,包括嚴格控制房價、新資管新規、債轉、國企混改等,確實有效遏制了新增債務的增長,但高度依賴債投的發展模式並未完成轉型。 因此,儘管債務限制限制了這種模式的執行,但它不會自動轉變為更有效的模式。

過去,這種模式的關鍵是土地,房價與土地價格掛鉤,土地價格與金融掛鉤,金融與基礎設施投資掛鉤,因此經濟增長、地方金融、銀行、房地產形成了繁榮與損失的複雜關係。 因此,改革的關鍵自然是轉變地方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抑制其投資衝動,減少其生產性支出,增加民生支出,減少地方人民對土地金融和土地金融發展模式的依賴,限制其使用土地以增加槓桿,撬動信貸資源,減少對土地的依賴。

但如上所述,居民收入和消費佔比偏低,與地方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方式有很大關係,比如用商住用地補貼工業用地,推高房價和地價以維持土地融資; 降低利率和匯率也為企業和出口提供了隱性補貼,而犧牲了居民的低儲蓄回報; 此外,在城鎮化程序中,土地重人輕人,民生支出不足,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供給滯後,最終導致居民收入增長緩慢,同時又背負著高昂的房價和債務,最終抑制了消費。

1978年以前,我們學習了前蘇聯的模式,也依靠無數烈士的血腥奮鬥和無數先輩的艱苦奮鬥,奠定了一定的工業基礎,建立了初步的工業體系。 在隨後的改革開放中,我們在此基礎上繼續前行,走上了崛起之路。 只有繼承過去,才能砥礪前行,前線與未來的關係不是分離的關係,而是繼承的關係,這也使我們的國家變得更好。 在這條路上,我們涉過泥水,爬過高山,這條通往未來的道路,從黑暗逐漸變為光明,由窄變寬,一公尺一公尺地延伸到今天。

今天的中國是一列正在變軌的火車,這個過程必然伴隨著鋼輪與鐵軌的摩擦,發出巨大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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